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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:文学靠自己活着最好_a

发布时间:2020-01-16 23:03:14

多年以前,严歌苓就声明,自己要写一些“抗拍性”很强的小说。她说的“抗拍性”,指的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,这样能保持文学的纯洁性。

多年以前,严歌苓就声明,自己要写一些“抗拍性”很强的小说。她说的“抗拍性”,指的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,这样能保持文学的纯洁性。但她的声明却是迟迟没能兑现,一来是因为,她几乎每一部小说出版,都会引来影视界的哄抢,以致有读者怀疑她写小说是为影视改编量身定做的;二来她强调的“抗拍性”,在很多中国导演看来都不是问题。

如此看来,即使“抗拍性”之强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洛丽塔》 《尤利西斯》,都可以被拍成电影,在严格意义上,或许根本就不存在“抗拍性”的小说。而小说可不可拍,只在于作家,还有他的作品能不能引起导演的兴趣。而在小说改编上,作为畅销作家、金牌编剧的严歌苓,已然是华语文学界的典范了。

当然,这还得归结于严歌苓能讲出很好看的故事,而异彩纷呈的故事正是电影的核心元素。她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舞男》,单看她浓墨重彩表现的这个职业,就能引起读者的几分兴趣。因为这个特殊职业,让主人公身在底层却混迹于上层,在豪奢和无望的底层之间来来往往,上达天堂下至地狱,洞穿了这个时代无可救赎的疼痛。而严歌苓选择这样一个特殊人物,也是因为舞男折射了人性的两极和幽微———人性,是世间不可捉摸的东西,善恶正邪,似乎无理却又在情理中,于是,人性在这个上海舞男身上,可测又不可测,遇黑则明,遇明又暗,其中的幽微处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,极富 。

在日前上海言几又书店举行的见面会上,严歌苓坦言,这个故事最早是她从一个朋友那儿听来的。她说,我们铁道兵文工团有一个跳舞的女演员,后来她改行给电视剧剧组化妆,化得很好,也很赚钱。她先生是一个乐手,很老实,两人非常般配,有一个很甜蜜的家庭。随着这个女人经济地位的改变,她成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,两人的关系渐渐发生变化。但这个女人完全没有意识到。她要跟着剧组和演出团体出去化妆,赚的大把的钱都拿回家来用,家里的生活条件变得非常好。有一天,这个非常老实的乐手不见了,找不到了。因为他受不了女人有这样强的经济能力,让家庭的整个氛围改变了。最后,是在一个偏僻农村的镇子上找到了他,他在帮一个年轻小姑娘卖烧饼,原来他跟这个小姑娘私奔了。“这个故事让我非常震惊,促使我写出这部小说。我想看看,贫富和阶层的巨大差异,怎样在时时撕裂着情欲。我希望观察这个时代男女有时因性别颠覆而出现的角色定位尴尬,看看他们会如何自处。”

为写这部小说,严歌苓做了扎实的调查。她去百乐门等舞厅体验生活,而跳舞的代价非常昂贵。“进百乐门大概260块钱的门票,有一个香槟场,是4点到6点的,这一场算比较便宜的,也要200块,晚上更贵了,到乐队、歌手来了就更贵了。所以我跳的一般是4点到6点的场,不算太贵。但是你往茶座里一坐,要点饮料,要请舞师吃东西,不断地休息不断地点饮料,完了以后还要请去吃晚饭。一晚上下来总要两三千块钱的样子,这种体验生活还真是非常昂贵的。”

事实上,严歌苓的写作大体都遵循这样的模式。她有一双非常善于聆听的耳朵,很多故事都是听来的。“我是一个非常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故事的人。我很喜欢听人家讲故事,哪怕是在公共汽车上,在美国的轮渡上,听到人家在讲话,我都会抓到一两句很有意思的细节。”她听来这些故事,做好案头工作后,就开始做实地调查。早年,为写《小姨多鹤》,她去了三趟日本,每趟都有收获,但成本难以估量,“有的时候写个故事赚来的钱可能有一半要花在做调查上面。”《妈阁是座城》的直接经济成本,则是四赴澳门赌场中哗哗流走的码洋;她为了写《老师好美》,跑过全国5所中学,有时候旁观,有时候跟学生一起听课; 至于 《第九个寡妇》,她数度下乡体验生活,在河南农村与老太太做朋友,同吃同住同劳动,以至于在将父亲萧马早年的剧本 《铁梨花》改写成小说时,她很技痒地用河南方言重写了一遍。而有些故事她藏了20多年才动笔,也不仅是她有耐心等它们发酵,而是早些时候,她没有这么充足的经费支持必要的调查。

如今严歌苓早已没有这样的顾虑。影视改编与作品畅销的丰厚回报,给她的调查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。她坦言,要这样还批评当下影视资本疯狂追逐文学的现象,难免会给人留下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印象。再说,世界上的很多名著被改编成电影,这是使名著价值保持下去的一个方式,用电影把观众变成更多的读者,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现象。“因为导演们的工作,我的读者群一年年扩大,而读者群扩大,表示他们终究会从小说中来理解我的创作,这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福音。”但她不忘强调,要仅仅是因为有了电影,书才会卖得好,没有电影,好文学都活不了,还得找这么一个寄居体来活,让她感到悲哀和愤怒。“现在很多人,一听谁的小说被某某导演买去了,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值得看的小说,这也恰恰证明我们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

或许是因为在严歌苓看来,比较理想的电影和文学的局面并未出现,而电影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,很多电影那么浅薄、那么轻浮,无非是一种很世俗化的视觉消费,而影视界又太过追求票房,以致出现票房造假的负面现象,她特别希望人们别把这两个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,否则常常会造成巨大的妥协,毕竟影视有时对文学性是一种伤害。严歌苓直言:“我们见过太多世界文学巨著被改编成电影的,但有一个人说过它们比原著更好吗?没有。所以不管电影再怎么有魅力,文学还是最好的。作为一个讲故事的媒介来说,文字永远是表达最好的。”

(编辑:郑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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